第六百二十五章新的架构（十一）
“所谓官吏，官吏官吏，作为起源于旧社会的词汇，都是政府工作人员，虽然分了品秩阶级，但在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概念里，官吏都是统治阶级，是一体的。然而事实上，在旧社会里，官和吏的差别，非常大。在汉朝，秩二百石以上为官，二百石以下为吏。而到了后来，基本是官要通过科举，讲求形而上学的理论和道德，权力也起码是所谓的百里之侯，而吏则不需考试门槛，选任也以实际能力为首要，既有地方主官是外地人，吏则是本地人的局面，也追求着所谓清官能吏的理想状态。这样的格局，在集权封建时代是必然的演变。因为那个时候的生产力水平，只能皇权不下县，县官就是中央政权向下的极限，想要务实，必须要有熟知当地利益结构的人，而这样的人，一旦有了名望，就有了造反小成气候的可能。所以，在时间演变中，吏成为了务实的角色，却又没有足够高的社会地位；官成了权力的代表，却又数年一考评一挪窝。如此，官吏之间，虽然外观一体，实则泾渭分明，来自地方体制内的分裂，就尽可能地消弭于萌芽之前了。”
“然而，以现代的眼光回头去看，肯定能看出问题：官有权力却难以深入基层，长此以往，不通实务就会成为普遍性问题；吏辛苦有能却缺乏上升途径，长此以往，自然会另作他想。所谓戏曲里的青天大老爷，一个原因就是官往往没有和底层百姓直接接触，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阶级矛盾往往可以一定程度上掩盖；而关于吏的社会印象，那可就是另一番天地了——有权的官给了任务，下了压力，吏想落实政策，只能冷漠无情，更何况还打算在实务中分一口汤喝，这必然会和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产生直接冲突。”
“古人并不都是傻瓜，这样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历朝历代所有人都不懂。但古代的生产力就局限在那样的水平，相比安史之乱那样的体制内的造反，这种程度的社会矛盾，即使最终酿成农民起义，在统治者眼里，也不过是疥癣之疾。”
说着，毕文谦叹息地笑了，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无论如何，新中国建立之前，是民国，民国几十年并没有完成社会制度的实质性进步，国家绝大多数层面都多少继承着落后的满清封建时期的观念，或者说价值体系。时至今日，我们强调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和千年来完全不同的统治方法。说白了，就是中央的意志和权威直接下到基层，这既是时代进步的根本体现，也是远远还没有全方位达成的目标。所以，在新的时代，我们有着新的历史使命。其实，早在战国时代，《韩非子》就提出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说的就是国家文武高层的选拔，一定要从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来。在现代，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今后，高jigan部的晋升，必须从有最低级别的基层经历，并且是在基层做出过成绩的人里选拔。所谓最基层，可以说村，可以是街道，可以是车间……要么是产业的一线工作者，要么是广泛和群众直接接触的岗位。只有充分了解基层的情况，既知道实际的困难和潜在的优势，也感受得到人民群众的心声和诉求的人，将来主政一方、领导一行甚至治理全国时，才不会脱离广大群众，傻乎乎地闹出不接地气的笑话。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里只有学生会的经历，一毕业就去当共青团的zhongyang常wei，这样的情况，既是对国家的未来不负责，也是对个人的未来不负责。我们可以对做出夺目的成绩的干部进行火箭式的提拔，但这样的提拔，应该也必须是建立在他在具体的层级做出响当当的成绩的基础之上。不然……小儿持金事小，小儿持太阿事大。我们的先辈很多都是二、三十岁就为国家前途毅然起身闹革命，他们一开始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家，也犯过许许多多事后看来颇为愚蠢的错误，一个个，大都是从基层火的淬炼、血的教训中迅速成长起来，一路上付出了多少牺牲，才走向了最正确的道路？我们现在，国内总体是和平年代，想要依靠这样的实绩来提拔足够数量的干部，是不现实的。”
“不仅如此，这种基层的经验和成绩，对于合格的高jigan部来说，只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基层干部里，有很多虽然强于实务，但对于理论和长远的方向的把控却是弱项，所以，新的制度，应该是这样的：原则和态度上消除官与吏之间的鸿沟，更侧重于宏观层面的中高层干部，必须由深入了解微观层面的基层干部来。干部的晋升，需要经过培训，岗位上的成绩是晋升的基础，进一步的理论学习也是必要条件。常规提拔的干部需要进行考试。考试，需要统一进行，由中zu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命题，这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有人以权谋私；而对于破格提拔的干部，则可以不考试，但需要重点安排学习，并且提拔前，既要对其身份信息以及做出的成绩在地方上进行公示，同时也要上报中央留档，由中yang电视台在新闻中集中对全国公示。对于这样的干部，一方面，中zu部要重点考察，一方面，纪委也要重点考察。而对于符合这样的条件，其工作领域又有涉密，不适合公示的干部，则交由军委和中顾委联合负责比较稳妥。”
又一次起身续杯，毕文谦低头组织了一会儿语言。
“……基于这些构想，我们将面临一个很实际的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以离休干部为代表的，那些为国作出过贡献的老人们，该怎么办？我已经说了的部分里，以他们的岁数，多数人已经不可能跟得上技术的革新，收入差距扩大化的激励也往往落不到他们头上，级别晋升的考试也更像是一种刁难。”
黎华抬起头，微笑着，看着毕文谦一步步慢慢走回来，坐在对面：“是啊，你开始就强调了，不能断章取义。”
“所以，我们需要引入第六条：以国家发展程度为依据，同龄者平等，不同龄者不平等，越后越严。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先将全国人口这样大致进行划分：参加过长征的；双十二事变之前参加革ming的；抗战结束前参加革ming的；三大战役结束前参加革ming的；1940年之前出生的；建国前出生的；1960年之前出生的；1970年之前出生的。更晚出生的人口在将来根据实际情况再说。根据这样的划分，越前面的，待遇越好，要求越低。这样安排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在越艰难的环境下，能够投身革ming的人，显然更值得优待。我们整个国家，正处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正在并且将要继续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时期，肯定会有许多成长于旧社会的老人适应不了新时代的精神层面的要求，不，应该说，那些老革ming们，要论大的原则，他们的立场和觉悟是比我们这些后辈站得更稳的，但小的细节，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他们有的，理解不了，有的，理解了也改不过来——且不说那种在战场上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却在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上活该被诟病还不认错的案例；也不说那种明知道国家正在也应该推行火葬，却还是要求自己土葬的情况；单单说一个小事儿：吸烟问题。吸烟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道理，烟厂的税收再多，也远远比不上因为吸烟导致的疾病所产生的医疗资源的花费。但如果我们强行在全国禁烟，那些有了几十年烟瘾的老人，有多少能做到？我们又于心何忍？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规定：在三大战役结束前参加革ming的人，可以在非官方的公共场合吸烟；1970年之前出生的干部，可以在非公共场合吸烟；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不吸烟将作为提干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不同龄者不平等，越后越严的一种体现方式。这是小处上的不平等，而在大处上，同样可以有着体现：我以前不是说过吗？中顾委这种制度虽然应该持续下去，但现在需要烦恼的问题是可以当中顾委的人太多，需要选拔，将来需要担忧的问题却是合适的人越来越少，有滥竽充数的风险。我们不可能在当代就对这个转折点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我们必须要进行一个判断。索性，我们可以把界限划在双十二事变和三大战役——双十二事变之前参加革ming的人，主要通过选拔来决定中顾委的名额；三大战役结束前参加革ming的人，则通过选拔和入选门槛相结合的方式来决定；之后的人，就采取绝对的宁缺毋滥的原则了。”
“这样的区别待遇，既要体现在物质待遇上，也要体现在精神待遇上。并且，我们要明确一点：第一，伟大的道路上，既永无止境，也没有退休的说法。退休是生老病死的客观结果，却不是精神上的消寂。对于离退休人员，我们要组织和安排好定期的体检，要根据身体的实际情况，赋予他们一定的深入基层的宣传和教育任务——就在他们居住所在地的周围，主要面向年轻人，进行言传身教。可以是他们走进附近的校园，也可以是组织学生到他们家里。有很多工作了一辈子，事业心很强的人，一下子骤然松下来，空下来，闲下来，不仅不是好事儿，反而会导致精神状态的剧变，影响了健康。而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应该给予这些老人各方面的优待，但前提是，他们愿意遵从医嘱。依然可以以吸烟问题为例：对于同时间段参加革ming，并且都有吸烟史的离休人员，愿意下决心戒烟的，待遇就应该比戒不了烟的更好一点儿，这一点儿不必也不该太大，但必须要存在。一个细节的差距无伤大雅，所谓量变引起质变，许多个细节的差距累积起来，就该体现出巨大的待遇差异。”
“黎华，旧时代和新时代的精神要求的区别，既是宏观上巨大的，也是体现在微观上各个方面的细处的。这些细处的明确，也是体制和政策研究室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不必也不该追求立竿见影，但一定要一步步，一点点，不断进步，对于老人，要求可以低一些，对于群众，执行可以宽一些；对于年轻人，要求就必须越来越高，对于干部，要求就必须严格落实。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我们在将来发展得越快，对于年轻人的要求就将越高，相辅相成，可以和五年计划相结合，每5年讨论划分一次，一步一步，最终真正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而这些具体落实的情况，同样应该成为城市分级制度的重要参数。”
听到这里，黎华不禁抬头感慨道：“师父啊！这任务……恐怕不是现在的体制和政策研究室能够做得细、做得好的。”
“没错，所以我以前就说了，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和苏联差距巨大，而最大的地方，正是苏联计委里的数学人才。当地图头不遗余力地砍掉自家计委时，苏联的不断衰弱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而这些人才，是我们跨越式发展最急缺的。”
黎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也举目看着四周，忽然咯咯地笑：“所以，万鹏也不遗余力地修了这么多专家楼。”
顺着她的目光，毕文谦一边喝水，也一边看着这个在10年代算不上多么高级，但在80年代的中国却绝对让绝大多数人羡慕的客厅。
“对了，黎华，关于这些待遇问题，我刚才说的，都只停留在内部的规划。但涉及到待遇的事情，必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公的。我们不可能当鸵鸟只考虑内部，所以，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对待。”
“什么问题？”黎华一愣，脸色也严肃了起来。
“反革ming不如不革ming，不革ming不如晚革ming，晚革ming不如早革ming。这是理所应当也显而易见的指导思想，但近些年来，难免有一些人，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路线做出了错误的解读，甚至打着统战工作的幌子，在待遇的落实上甚至造成了早革ming不如反革ming的实际情况。这是必须要纠正和杜绝的现象。为了招商引资之类的目的而给予优惠政策，这无可厚非，但和精神待遇要一码归一码，不能把花了几十年时间，流了鲜血，付出牺牲，好不容易才站直了的膝盖，就这么毫无尊严地又跪了下去。”
又一次，毕文谦重重地将玻璃杯剁在茶几上。
